职务违法犯罪案件监委调查阶段律师法律帮助权问题辨析——基于新《监察法》背景下的再思考

2024年12月25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表决通过关于修改监察法的决定，新修订的《监察法》（以下简称“新法”）将于2025年6月1日起正式施行。

意料之中，新法并没有将监委调查阶段律师的法律服务或者法律帮助权纳入其中。但即便如此，笔者并不认为监察调查阶段，律师的专业法律服务没有任何用武之地。

恰恰相反，律师依然可以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在监委启动调查前以及调查期间，为涉嫌职务违法犯罪的当事人、当事人家属以及相关人员（利害关系人）提供相应的法律服务。

笔者认为，在新法框架下，律师提供法律服务的整体思路是：“以调查思维合法应对调查”。

具体包括以下两大方面：

一、面临调查前夜——风险排查与危机应对

“上医治未病”，防患于未然，是最好的应对策略。以下律师服务内容主要适用于涉嫌职务违法犯罪的当事人、当事人家属以及相关人员（利害关系人）在监察调查前阶段。在这个阶段，当事人及家属可以依托律师的专业支撑，在“锁定出罪空间”“梳理有利证据”“洞察自身权利”三个维度，积极主动开展风险排查，提前做好应对。具体而言，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四个方面：

1、自查实体事实

在律师的专业引导下，当事人聚焦职务行为进行自查，研判自身履行职权过程中，是否存在贪污贿赂、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权力寻租、利益输送、徇私舞弊以及浪费国家资财等方面的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事实和具体行为。

当事人经研判，若可能存在相关职务违法犯罪事实，则应进一步自查产生问题根源、具体行为细节、知情人员范围等，以研判问题的严重程度和补救可行性，以便后续做出应对方案。与此同时，需要关注可能证明自身行为轻微的有利证据细节，及时做好证据整理，以资辩护之需。

若确信不存在相关职务违法犯罪事实，则应侧重关注可以证明当事人自身无罪或者情节显著轻微的事实细节，及时固定证据材料，以备不时之需。

2、巧用程序庇护

其一，提出“监察对象范围”异议。

新法第十五条规定，监察机关对六类公职人员和有关人员进行监察：一是公务员和参公管理人员；二是法律法规授权或者受国家机关依法委托管理公共事务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三是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四是公办的教育、科研、文化、医疗卫生、体育等单位中从事管理的人员；五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中从事管理的人员；六是其他依法履行公职的人员。

虽然新法规定存在“兜底条款”，但对于监察对象的范围界定，依然是可能存在模糊空间的。

比如说，公办的教育、科研、文化、医疗卫生、体育等单位中，具体哪些人员属于从事管理的人员，依然存在一定模糊性，需要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完善。

而且，“其他依法履行公职的人员”作为“兜底条款”，也不能无限制地扩大解释，判断一个“履行公职的人员”是否属于监察对象的标准，主要是其是否行使公权力，所涉嫌的职务违法或者职务犯罪是否损害了公权力的廉洁性。

以上，均可能为当事人争取排除纳入“监察对象”范围，提供了努力争取的空间，并在面临监察调查前及时考察自身是否属于监察对象范围，未雨绸缪，适时提出异议，不失为挣脱监察调查牢笼的有力举措。

其二，提出“监察管辖权”异议。

新法第十六条、第十七条规定，监察委员会实行分级管辖与地域管辖相结合的一般原则，各级监察委员会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对本辖区内的监察对象依法进行监察。

同时，新法将提级管辖作为分级管辖的补充，便于处理一些难度较大的监察事项。将指定管辖和报请提级管辖作为一般管辖原则的补充。

另外，新法还明确了管辖争议的解决方式，即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监察机关发生管辖争议之后，应报请它们的共同上级监察机关，由该上级监察机关确定由哪一个监察机关管辖。监察机关在工作实践中，既不能越权办理不属于自己管辖的监察事项，也不能放弃职守，把自己管辖的监察事项推出不管。如果不能依法确定某个监察事项是否属于自己的管辖范围，要及时请示上级监察机关予以明确。

在新法框架下，对于实行垂直管理，或者双重领导并以上级单位领导为主的单位、国有企业，相关监察对象涉嫌职务违法或者职务犯罪的，可能出现管辖争议问题。

而且，特定专业领域的单位、国有企业，由于职责排他性强、业务专业门槛高，不同的办案部门办案，办案效果可能迥异。

另外，上级监察机关进行指定管辖，则可能产生“甩手掌柜”效应，下级监察机关在经验和能力方面可能有所欠缺，办案效果也可能差异甚大。

因此，当事人以及当事人家属可以在专业律师的指导下，权衡利弊，研判不同办案机关办案可能对自身造成影响的差异性，及时利用新法框架下“监察管辖权”的制度安排，提出“监察管辖权”异议，争取案件办理结果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

3、搜集有利证据

前文业已论述，律师协助当事人自查实体事实过程中，需要同步进行证据梳理。

新法框架下，也对监察部门调查取证提出了“客观全面”的要求——既要调取证明监察对象涉嫌违法犯罪的证据，也要调取证明监察对象行为情节、罪轻、无罪的证据。但是可以预见，监察部门“重打击犯罪、轻权利保障”的办案倾向性短期内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对于有利于当事人的罪轻、无罪证据的搜集，往往处于被忽视甚至轻视的位置。

因此，在案发前阶段，律师指导当事人根据刑事诉讼规则，及时发现、梳理可能证明自身无罪、罪轻的证据材料，并及时固定妥善保存，则至关重要。

举例子：

笔者经办的一个涉嫌“行贿”犯罪咨询案件中，当事人李一一女士（化名）是某外资公司的销售经理，与中国内地某央企有长期的合作关系。

某年某月，该合作央企相关负责人因涉嫌职务违法犯罪而被监察部门立案调查，李一一女士担心受到自身存在“行贿”问题而受牵连，前来咨询应对之策。

笔者在详细核实了李一一女士与该央企的合作细节后发现，该央企负责人曾向李一一女士表示：“（合作）这个事情，你是要意思意思的”，进而牵出该央企负责人员可能存在向李一一女士“索贿”的问题。

根据这条线索，笔者辅导李一一女士梳理整理与该央企负责人的互动记录，以及多年来与该央企合作项目的所有细节，终于完整还原了该央企负责人向李一一女士“索贿”的全貌。

在将有关证据材料梳理完备后，李一一女士及时向监委办案人员提交，并主动说明了有关情况。

最后，李一一女士未受该央企负责人员案件牵连，顺利脱离被指控犯罪的危险境地。

4、列出权利清单

对于监察部门而言，往往会侧重告知当事人应当配合调查的种种义务，罔顾漠视当事人享有的各项权利。当事人又往往缺乏有关知识储备和实践经验，难以全面掌握和运用。

因此，在新法框架下，律师可以在为当事人、当事人家属提供服务的同时，详细为其辅导，告知其享有的各项权利，以及权利的行使方式、救济渠道等。包括但不限于：

（1）当事人及近亲属申请变更看护、留置措施的权利；

（2）当事人饮食、休息和安全保障的权利；

（3）当事人获得医疗服务的权利；

（4）当事人提出复审、复核的权利；

（5）当事人及近亲属、利害关系人提出申诉、复查的权利；

（6）当事人及近亲属、利害关系人对监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犯罪行为的举报权利。

二、监委调查阶段——合法应对与主张权利

三、代结语

即便新法框架下并没有明确赋予律师对当事人的法律帮助权，但可以积极预见，随着纪检监察部门办案不断朝着法治化、规范化和制度化方向发展，监委调查阶段律师的法律帮助权终将落地。新法中“尊重和保障人权”条款，必将具有强大生命力，有朝一日必将焕发出蓬勃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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